（二）國難教育的實質：大眾教育

1936年6月1日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擬定的《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》中明確規定了推行國難教育，《綱要》指出：“大會認為我們應該以戰時國民總動員為中心，推行國難教育的范圍，不專限于學生，而要普及工農兵學商；國難教育的方式，不應該是形式化、機械化的、千篇一律的軍事訓練，而必須能夠多方面的適應每一個人的社會本質和職業任務。國難教育的作用，積極的在提高民眾抗敵情緒，訓練民眾抗敵技術；須消滅種種一切的漢奸理論。如唯武器論、物質對比論等。”[1]從文件對國難教育的對象、范圍以及性質的表述看，國難教育的實質就是大眾教育。

當時，國統區的許多愛國人士對國難教育也進行了研究探討。1936年，著名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就對什么是國難教育做出了明確的回答，在《中國大眾教育問題》的開頭就開宗明義的指出：“為什么要大眾教育？中國是遇著空前的國難。這嚴重的國難，小眾已經解決不了，大眾必得起來擔負救國的責任而中國才可以救”。他在“大眾的國難教育方案”中明確提出了國難教育之目標是“推進大眾文化，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，保衛 領土與權利之完整；教育大眾聯合起來解決國難，教育知識分子將民族危機之知識向大眾傳播”。他還指出：“中國已到生死關頭，我們要認識，只有民族解放的實際行動才是救國的教育。為讀書而讀書，為教書而教書，乃是亡國的教育”；“中國的國難不是少數人可以挽救，我們必須教育大眾共同抵抗，中國才能起死回生”；“我們應該知道教師的責任，不僅是指導學生，而且要與學生參加救國運動，同過救國生活，共受救國教育，故我們主張教師要與學生大眾共體戚，決不可袖手旁觀”。

著名的教育家俞慶棠女士在1936年發表的《現階段中國所需的教育》一文也明確提出當時所需的教育是國難教育、生產教育和婦女教育。關于國難教育，她說應“使民眾了解個人的生活與民族存亡的密切關系，使民眾相信自身力量的偉大。從而組織起來，團結起來，以抵御外侮，保護中國權利領土的完整”。[2]

注釋：

[1]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》第七冊，第410頁。轉引自：劉憲曾、劉端菜主編《陜甘寧邊區教育史》，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di一版，di一1~12頁。

[2] 張振華《“民眾教育之母”俞慶棠女士》，中國經濟網2009年08月21日，原稿來源：人民政協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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